对话海归黎志良高峰探索制药外包降药价-【新闻】

对话海归黎志良高峰：探索制药“外包”降药价

北京11月16日电（王镭）近年来，看病贵成了困扰我国百姓的难题之一。2006年，三名从美国学成回来的海归，怀揣着制造让民众负担得起且安全有效的中国药的梦想，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特长，嫁接中美两国在生物制药方面资源、技术、需求的各自优势，探索一条将制药研发外包的创业道路。

近日，新华网专访了其中的两位——中美奥达首席执行官黎志良和首席运营官高峰。通过一番细细的讲述，他们与网友分享了对制药业的思考和独特的创业历程。

美国也有高药价，外包可降低药价

新华网：你们都在美国呆了很长时间，黎总是十五年，高总是十年，美国的药价贵么？

高峰：美国的药价虚高问题很严重，民众意见很大，国会每年都有很多针对性法案。总统竞选中，医疗问题都是重要议题。

新华网：美国的高药价是怎么形成的？

高峰：美国药企很重视创新，但是科研成本高。他们*可能买回一百种研制中的新药，这其中*后能成功上市的就几种，而企业投资研发的费用，*终都要算到上市药的价格里。另外，企业不会养太多的研究人员，他们买回的这上百种药在同一个时期*多开发十个，这拉长了新药上市的周期，所以药价很贵，研发企业把一个新药卖给生产企业要卖上百亿美元。

美国的药厂现在学聪明了，把研发外包到其他国家去，利用全世界的资源，可以同时开发更多的新药，而且费用比较便宜，药价就可以降下来。

新华网：这样真的能降低药价吗？

高峰：美国有种治疗乳腺癌的药叫荷塞停，疗效很好用量很大。一个疗程需要打八针，每针的售价在2万元人民币，一个疗程是16万。我们现在把工艺完全本土化后，一针的成本仅需1000多元人民币，这样市场价就会比进口药便宜很多，这对患者是*的福音。

制药外包就是协助药企做研发

新华网：1000元一针的药对于中国的普通人来说还是很贵啊，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高峰：中国的药价是一个很大的矛盾。一方面，从老百姓的收入和用药支出看，中国的药价很贵，老百姓很不满意。另一方面，一味压低药价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，偷工减料的药厂生存得更好，药效无法保证，创新无从谈起。而对于药品来说，*关键的恰恰是安全和疗效。

国外药企可以拿出20%的利润作为研发费用，而国内*的药企也只能拿出8%到9%；国内搞出一个新药很快被仿制，利润空间很快被压缩。所以药企为了降低风险都保守地生产现有药。

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，对于投入研发的企业采取免税、补贴等政策。

新华网：搞创新、搞研发不正是你们的优势吗？

高峰：对，这就是我们创办中美奥达的初衷。我们一直有一个认识：就是把中国与美国的资源和需求结合起来。之前，我们只是希望把美国好的新药推荐到中国来生产，但是，中国制药企业害怕承担新药的市场风险。而我们的优势就是了解国际市场变化和*新技术，我们来承担一部分风险，这样，国内药企的热情就调动起来了，2006年创业之初我们接的全国国外订单，现在是四六开，外单降到40%。

黎志良：21世纪初的美国经历了纳斯达克的暴跌和911事件后，发展瓶颈问题凸显，许多新兴产业开始向中国转移，这样我们在中国做生物制药研发内部和外部条件都成熟了。美国投资人对我们商业模式的认可，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。

新华网：怎么理解外包这种模式？

黎志良：打个比方说，通用是做飞机发动机的，波音自己不生产发动机，而是从通用购买，那对于波音来说，这个发动机就是外包。我们做的制药外包就是协助药企做研发，*后把一个新药的完整技术交给这个企业。

新华网：这种模式还能带来哪些变化？

黎志良：我们要为企业培训能够掌握新技术的人员。长期来看，中国生物制药人才储备会有一个提高。在生物制药领域，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大，他们的产量占世界的60%，而我们不到5%，希望十年内我们能把全世界10%的产量移植到国内。

一个印度教授对中国的看法促成一个海归回国创业

新华网：黎总念过MBA，在美国又搞过*的科研，条件很好，为什么要回来？

黎志良：回国是一个长时间的思想准备过程。1998年我*次回来，看到北京尤其是长安街的变化，那时候就觉得要回来参与国内的发展，而真正的触动我的就是一个印度教授对中国的看法。

2000年，我在密西根大学念MBA，一位来自印度的教授总是举例中国的发展，并与印度的发展做对比。在一个发达国家的课堂上，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教授在用自己的国家与中国做比较，描绘中国的发展前景，对于一个坐在课堂上听课的中国人，这种体会是很特别的。

高峰：我是2004年回国的，回国后*初在天士力工作。我们一直在摸索一种方式，把中国和美国的优势结合起来，把中国的制药水平提高起来。

新华网：这几年你们发展很快，*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

黎志良：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发展靠的是劳动力成本低，可东南亚也很低，非洲就更低，我觉得*重要的还是劳动者的素质，九十年代初中国接受过5年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就是印度的两倍还多，这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。

高峰：*近两年，国家对海归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不再把拿着外国国籍的海归当外人，国家扶持创新的资金没有内外之别，只要你技术好，就会把钱给你。目前，我们拿到了十二五中的一个项目，八六三也有项目。

海归要学会选择性遗忘和摸着石头过河

新华网：作为海归在创业的过程中有优势吗？您感悟*深的是什么？

黎志良：中关村管委会原副主任夏颖奇总结了海归的五个特征：一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爱国，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；二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讲信用；三是一般都有较先进的技术；四是对国际市场会较敏感；五是管理上都比较国际化。这应该是海归的优势。

当然，优势有时候会变为劣势，就在于你怎么看。作为海归要学会选择性遗忘，一定要先了解和接受国内的情况，然后再去寻求改变的路径。学会摸着石头过河，这里的石头就是国内的实际情况，摸着就是要放平心态，勇于承担。

新华网：如果现在能够重新选择，你们会怎样选择？

黎志良：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如果重新选择，我可能会早些回来。我会早点去读MBA，不会在赴美十年后才去念MBA，然后，我可能去尝试一些更多的行业，比如金融之类的。

另外一点就是会早创业。对于年轻人来说行动力是*重要的，对于中国也是，如果只有观念的变化没有行动，我们怎么能发展起来，所以要早行动，这样你的机会成本会低一些，你会有改正错误的机会。

新华网：对于打算回国创业的海外学子，你们的经历对他们有什么启示。

黎志良：中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，其实，世界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机会，关键看是谁的机会。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，一定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，把自己的优势与国家的需求结合起来。

一旦找准目标就要沉下心来，有一个长期打算。不能说冒个头就走，那样实际上你自己付出的努力是有限的，你的根没有扎进去，你吸取的能量也是有限的，别人也不会重视你。

高峰：回国创业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儿，中国不是遍地金子的地方，必须科学对待，想好怎么做。如果直接回来做，一定要依靠本土的合作伙伴，不要怀着挑剔的眼光去告诉别人你应该这么做，不应该那么做。你仅有的就是技术上的优势，但在国外做得好，不代表你就在国内能做好，实际上大家各有长处。你在国外学到的东西未必就是适合中国的，你只能去认识环境，适应环境，在此基础上才能改变环境，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，而不是一两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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